中國粉體網訊 2015年1月1日，被學界認為是史上最嚴的新《環境保護法》開始實施。違法排污的行為要按日計罰，并且沒有上限；通過暗管排污，或者篡改監測數據的責任主體，有可能被公安部門拘留，構成犯罪的要被追究刑事責任……由于“罰款沒有上限，違法排污者有可能面臨失去人身自由的懲處”等條款的寫入，這部新《環境保護法》又被喻為“長了牙齒”的法律。
保護環境，防治污染，尋求經濟快速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和諧，是現代化進程中世界各國的共同課題。其中，礦業開發利用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更是全球關注的一大焦點問題。然而，近年來，礦業企業屢曝環境事件，飽受各界詬病。那么，在最嚴《環境保護法》的“高壓”下，礦山企業該如何積極應對，破解“環保劫”，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共贏發展呢？
“礦山企業要正確應對生態環境問題，必須先對環境法律風險進行事先識別和防范。”我國專注礦產資源的律師事務所——北京市雨仁律師事務所霍志劍律師認為，礦山企業管理者們要重點關注新《環境保護法》實施后所面臨的新問題，最好邀請相關法律工作者和律師事務所對礦業企業存在的環境法律風險進行認真分析、評估和揭示，并有針對性地提出防范對策和建議，以期減少環境法律風險。
霍志劍律師長期在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和服務中心工作，對環境資源的相關法律法規十分諳熟，到雨仁律師事務所后，更專注礦山企業環境法律的研究工作。記者日前對其進行了采訪，邀請他對礦山企業的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解讀和剖析。
記者：礦業項目選址與用地過程中容易出現哪些環境法律問題，該如何控制和避免環境法律風險？
霍志劍：礦山企業在投建大型礦業項目之初，應對項目的選址工作給予充分重視，除考慮交通、地質等常規因素外，更應注意項目選址對周邊環境的影響及附近公眾的意見，通過環境影響評價及社會風險評估做好事先預判，避免因項目建設引發群體性事件或集體訴訟而被迫停建、遷址。
我們必須要做好以下法律風險提示及防范：第一，當企業要投建存在重大環境風險的礦業項目時，要充分重視項目的選址工作，不僅要考慮工業布局與功能區劃，更要重視其中的環境問題，尤其要注意規劃環評和項目環評的協調。在目前環境影響評價工作的實務中，有許多環境問題是單個建設項目環評所無法解決的，有些隱患則在城市規劃之初就被埋下。故此，為避免因此而引發的環境問題，就必須協調好規劃環評與項目環評的關系。通過規劃環評使地域中各要素布局及比例趨于合理，減少各單位彼此間的干擾和影響，使規劃區域內各單位在生態空間上實現和諧統一。同時，更應充分重視環境影響評價工作的各項審批工作，依法申請并完成相應行政審批程序，避免因行政程序違法為后續工作留下隱患。
第二，礦山企業要重視項目環評及社會風險評估的程序性工作，應切實完成各項調查、公眾參與、聽證及論證工作，切忌重形式、走過場。
記者：在環境評價過程中，往往暗藏著征地拆遷糾紛等隱患，這又該如何回避？
霍志劍：在項目環評過程中，環評機構會根據不同建設規模的項目計算出與之對應的衛生防護距離，防護距離之內的拆遷完成與否是作為將來進行環保竣工驗收的重要審查指標之一。通常情況下，環評機構會對整個建設項目制作一份環評文件，并確定出防護距離范圍，亦即拆遷范圍。可是，一些大型項目則很有可能會因情況變動將一次性建設完成的項目改為分期投建，或直接將建設規模縮小，而衛生防護距離（拆遷范圍）也會相應縮減。與此同時，因賠償范圍變小而引發的糾紛就會隨之而來。
我們認為，如果投建的項目規模大，建設周期長，那么，在可行性研究報告或項目建設書制作階段，應考慮將項目分段建設，即進行分期環評、分期投建，不要整個項目一份環評，之后再分期建設。 另外，如果是項目規模發生變動，導致建設工期調整或項目規模縮減的，企業方則應根據《環境影響評價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及時重新報批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文件，并適時、適度公開相應信息，力求在公開、透明的環境中實現與利害關系人的互動和溝通，進而避免利害關系群體產生不必要的質疑和誤會。
記者：項目建設過程中暗藏的“鄰避運動”導火索又該如何應對？
霍志劍：鄰避運動，又稱鄰避效應、鄰避群侯癥，是指地方民眾以自利的訴求，強烈反對任何有污染威脅的設施坐落于臨近地區。
當前，污染隱患考驗的不僅是政府的防控意識與能力，更是對投資者智慧與能力的考驗。投建項目如果在客觀上會產生環境污染，那么從程序上說，就必須事先征求利害關系人、即受項目影響群體的公眾意見。如果前期工作一味采取隱蔽方式進行，一旦項目開工或開建信息公開后，便可能引發公眾的群體性抵制。
這就要求企業必須做好以下法律風險提示及防范：第一，投建礦業項目、尤其是大型礦業項目時，投資人應高度重視事前宣傳和環評階段的公眾參與工作，切實完成各項調查及評估工作，協助甚至是督促政府本著公開透明的原則，充分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從根本上消除產生矛盾和誤會的可能。
第二，在項目投建之初進行“科普與宣傳”，以避免產生“環境恐慌”和“污染猜想”。
第三，如果已發生環境事件，要善于利用輿情工具在事件之初進行預判，準確分析局勢，及時、有效地采取應對措施。
在這方面，四川什邡鉬銅多金屬資源深加工項目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
記者：在采礦權取得過程中，又暗藏著哪些環境法律風險？應當如何化解？
霍志劍：在2015年以前，環評文件的在先取得，是采礦許可證審批過程中的重要前置條件，如果不提交或違規提交，則存在采礦權許可證注銷或被撤銷的法律風險。2014年12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精簡審批事項規范中介服務實行企業投資項目網上并聯核準制度工作方案的通知》中，雖然規定項目核準將精簡前置審批，只保留規劃選址、用地預審（用海預審）兩項前置審批，但對重特大項目，依然將環評審批作為前置條件。至于對其他審批事項則實行并聯辦理，絲毫沒有放松對礦山項目的環評要求。
對此，企業應做好以下法律風險提示及防范：根據《礦產資源開采登記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采礦權申請人申請辦理采礦許可證時，應當向登記管理機關提交開采礦產資源的環境影響評價報告等文件。礦業企業在申辦采礦許可證時應遵守法律規定及行政審批的法定程序，環境影響評價報告等文件是企業申請取得采礦許可證的重要前提，申請時應依法提交。 如果采礦許可證是在缺少環評報告文件情況下取得或是在審批通過后再補交環評文件的，則存在因行政訴訟或行政監察導致注銷或被撤銷之法律風險。
因此，作為投資企業，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均應在遵守法定程序的前提下申請行政審批文件，即便是招商引資企業享有各種便利條件，也應時刻提醒自己要規范履責，同時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因為，只有審批的“正確”，才能確保后續的“安全”。
在這方面，我曾經參與的“石某等人訴請撤銷浙江省寧海縣國土資源局向寧海某建材有限公司頒發采礦許可證行政行為”一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記者：自今年1月1日起，新的《環境保護法》實施后，礦山企業該如何加強對環境法律風險的控制和預防？
霍志劍：新的《環境保護法》實施后，隨著我國現階段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環境保護及相應法律執行會更加受到重視，而作為較易引發環境問題的礦業企業對此應高度警覺，在宏觀上把握好企業法律事務的同時，應對環境法律風險加以重點防控。另外，礦山企業有必要對環境法律及政策情況保持持續關注，針對立法及政策的變化做出前瞻性判斷。唯有如此，才能掌握主動，化解風險，降低環境法律風險。
保護環境，防治污染，尋求經濟快速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和諧，是現代化進程中世界各國的共同課題。其中，礦業開發利用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更是全球關注的一大焦點問題。然而，近年來，礦業企業屢曝環境事件，飽受各界詬病。那么，在最嚴《環境保護法》的“高壓”下，礦山企業該如何積極應對，破解“環保劫”，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共贏發展呢？
“礦山企業要正確應對生態環境問題，必須先對環境法律風險進行事先識別和防范。”我國專注礦產資源的律師事務所——北京市雨仁律師事務所霍志劍律師認為，礦山企業管理者們要重點關注新《環境保護法》實施后所面臨的新問題，最好邀請相關法律工作者和律師事務所對礦業企業存在的環境法律風險進行認真分析、評估和揭示，并有針對性地提出防范對策和建議，以期減少環境法律風險。
霍志劍律師長期在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和服務中心工作，對環境資源的相關法律法規十分諳熟，到雨仁律師事務所后，更專注礦山企業環境法律的研究工作。記者日前對其進行了采訪，邀請他對礦山企業的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解讀和剖析。
記者：礦業項目選址與用地過程中容易出現哪些環境法律問題，該如何控制和避免環境法律風險？
霍志劍：礦山企業在投建大型礦業項目之初，應對項目的選址工作給予充分重視，除考慮交通、地質等常規因素外，更應注意項目選址對周邊環境的影響及附近公眾的意見，通過環境影響評價及社會風險評估做好事先預判，避免因項目建設引發群體性事件或集體訴訟而被迫停建、遷址。
我們必須要做好以下法律風險提示及防范：第一，當企業要投建存在重大環境風險的礦業項目時，要充分重視項目的選址工作，不僅要考慮工業布局與功能區劃，更要重視其中的環境問題，尤其要注意規劃環評和項目環評的協調。在目前環境影響評價工作的實務中，有許多環境問題是單個建設項目環評所無法解決的，有些隱患則在城市規劃之初就被埋下。故此，為避免因此而引發的環境問題，就必須協調好規劃環評與項目環評的關系。通過規劃環評使地域中各要素布局及比例趨于合理，減少各單位彼此間的干擾和影響，使規劃區域內各單位在生態空間上實現和諧統一。同時，更應充分重視環境影響評價工作的各項審批工作，依法申請并完成相應行政審批程序，避免因行政程序違法為后續工作留下隱患。
第二，礦山企業要重視項目環評及社會風險評估的程序性工作，應切實完成各項調查、公眾參與、聽證及論證工作，切忌重形式、走過場。
記者：在環境評價過程中，往往暗藏著征地拆遷糾紛等隱患，這又該如何回避？
霍志劍：在項目環評過程中，環評機構會根據不同建設規模的項目計算出與之對應的衛生防護距離，防護距離之內的拆遷完成與否是作為將來進行環保竣工驗收的重要審查指標之一。通常情況下，環評機構會對整個建設項目制作一份環評文件，并確定出防護距離范圍，亦即拆遷范圍。可是，一些大型項目則很有可能會因情況變動將一次性建設完成的項目改為分期投建，或直接將建設規模縮小，而衛生防護距離（拆遷范圍）也會相應縮減。與此同時，因賠償范圍變小而引發的糾紛就會隨之而來。
我們認為，如果投建的項目規模大，建設周期長，那么，在可行性研究報告或項目建設書制作階段，應考慮將項目分段建設，即進行分期環評、分期投建，不要整個項目一份環評，之后再分期建設。 另外，如果是項目規模發生變動，導致建設工期調整或項目規模縮減的，企業方則應根據《環境影響評價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及時重新報批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文件，并適時、適度公開相應信息，力求在公開、透明的環境中實現與利害關系人的互動和溝通，進而避免利害關系群體產生不必要的質疑和誤會。
記者：項目建設過程中暗藏的“鄰避運動”導火索又該如何應對？
霍志劍：鄰避運動，又稱鄰避效應、鄰避群侯癥，是指地方民眾以自利的訴求，強烈反對任何有污染威脅的設施坐落于臨近地區。
當前，污染隱患考驗的不僅是政府的防控意識與能力，更是對投資者智慧與能力的考驗。投建項目如果在客觀上會產生環境污染，那么從程序上說，就必須事先征求利害關系人、即受項目影響群體的公眾意見。如果前期工作一味采取隱蔽方式進行，一旦項目開工或開建信息公開后，便可能引發公眾的群體性抵制。
這就要求企業必須做好以下法律風險提示及防范：第一，投建礦業項目、尤其是大型礦業項目時，投資人應高度重視事前宣傳和環評階段的公眾參與工作，切實完成各項調查及評估工作，協助甚至是督促政府本著公開透明的原則，充分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從根本上消除產生矛盾和誤會的可能。
第二，在項目投建之初進行“科普與宣傳”，以避免產生“環境恐慌”和“污染猜想”。
第三，如果已發生環境事件，要善于利用輿情工具在事件之初進行預判，準確分析局勢，及時、有效地采取應對措施。
在這方面，四川什邡鉬銅多金屬資源深加工項目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
記者：在采礦權取得過程中，又暗藏著哪些環境法律風險？應當如何化解？
霍志劍：在2015年以前，環評文件的在先取得，是采礦許可證審批過程中的重要前置條件，如果不提交或違規提交，則存在采礦權許可證注銷或被撤銷的法律風險。2014年12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精簡審批事項規范中介服務實行企業投資項目網上并聯核準制度工作方案的通知》中，雖然規定項目核準將精簡前置審批，只保留規劃選址、用地預審（用海預審）兩項前置審批，但對重特大項目，依然將環評審批作為前置條件。至于對其他審批事項則實行并聯辦理，絲毫沒有放松對礦山項目的環評要求。
對此，企業應做好以下法律風險提示及防范：根據《礦產資源開采登記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采礦權申請人申請辦理采礦許可證時，應當向登記管理機關提交開采礦產資源的環境影響評價報告等文件。礦業企業在申辦采礦許可證時應遵守法律規定及行政審批的法定程序，環境影響評價報告等文件是企業申請取得采礦許可證的重要前提，申請時應依法提交。 如果采礦許可證是在缺少環評報告文件情況下取得或是在審批通過后再補交環評文件的，則存在因行政訴訟或行政監察導致注銷或被撤銷之法律風險。
因此，作為投資企業，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均應在遵守法定程序的前提下申請行政審批文件，即便是招商引資企業享有各種便利條件，也應時刻提醒自己要規范履責，同時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因為，只有審批的“正確”，才能確保后續的“安全”。
在這方面，我曾經參與的“石某等人訴請撤銷浙江省寧海縣國土資源局向寧海某建材有限公司頒發采礦許可證行政行為”一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記者：自今年1月1日起，新的《環境保護法》實施后，礦山企業該如何加強對環境法律風險的控制和預防？
霍志劍：新的《環境保護法》實施后，隨著我國現階段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環境保護及相應法律執行會更加受到重視，而作為較易引發環境問題的礦業企業對此應高度警覺，在宏觀上把握好企業法律事務的同時，應對環境法律風險加以重點防控。另外，礦山企業有必要對環境法律及政策情況保持持續關注，針對立法及政策的變化做出前瞻性判斷。唯有如此，才能掌握主動，化解風險，降低環境法律風險。
